有一种远，叫做“不知道有多远”。据有关联的资料记载，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前，全藏没有一公里标准公路，运输全靠人背畜驮，从西宁或雅安到，一年只能来回一趟。

　　1954年以后，川藏、青藏公路相继通车，新藏、滇藏公路相继建成。1960年，空中禁区打破，西藏正式开通与其他省市间的民用航线。交通的改善，带动了内地与西藏更多的交流。粮食、项目、干部、观光团队……跟着时间的推移，西藏老百姓已经见证了太多的“引进来”。

　　来自阿里地区的顿珠是个幸运儿。1983年，上小学三年级的他，被父母送到湖北武汉一个亲戚家寄宿一年，在武汉大学附属小学寄读。1984年回到阿里，顿珠的表现让所有人惊讶：去武汉前，他成绩垫底，回来后，他成了班里的尖子生。性格外向的他，还通过和汉族同学交往，汉语水平突飞猛进。

　　走出去，方知世界之大。内地读书的经历，让小顿珠心生渴望，时常望着南方飘来的云发呆。然而，在那个靠粮票生存的年代，走出去谈何容易。

　　小顿珠不知道的是，在他苦思冥想之际，党和国家的一个宏大举措正在酝酿开启。

　　1984年9月，全国第一次工作会议后，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赴西藏考察时提出：“以集中和分散相结合的办法，在内地一些省市帮助西藏培养人才。”很快，中央印发22号文件，决定在内地创建西藏学校和举办西藏班。同年底，原国家计委和原国家教委把开办西藏班的任务交给了包括北京、上海在内的内地16个省市。

　　按照计划，从那以后较长时间内，内地西藏初中班每年将招收新生1300名。“凡西藏自治区内藏族的小学毕业生（包括初中预备班学生），年龄在十一至十五周岁以内，小学阶段操行和各科成绩合格，身体健康，能坚持长期学习者，均可报考。”这些学生经4年学习后，大部分升入当地中专或技工学校，少数成绩优秀的学生升入西藏学校的高中，高中毕业后择优升入大学本科学习。这样，从1992年起，每年不但有千余名藏族中等专业方面技术人才回到西藏参加四化建设，并且还有近300名藏族高中毕业生考入大学深造。

　　1985年暑假，天津红光中学教师王桂琴为第一批西藏班学生整理已做好的被褥。（天津红光中学供图）

　　1985年，第一届内地西藏班招生大幕拉开。招考中，跳级毕业（编者注：当时，阿里的小学学制5年）的顿珠拼尽全力，以阿里地区第三名的成绩被山西大学附属中学西藏班录取，成为首批内地西藏班学生。

　　时代，给了有理想的西藏孩子不必向命运低头的机会。不想认命的顿珠和所有内地西藏班的孩子一样，将自己的未来牢牢绑在了时代的车轮之上。10年后，他成了上海证券交易所第一个藏族“红马甲”。30年后，他是西藏“中国中投证券”营业部总经理。

　　“如果没有内地西藏班，我不清楚自己会在哪里。”顿珠轻轻一句话，道尽了命运曾经的残酷一面。阿里是西藏地理位置最偏远、自然条件最恶劣的地区，教育水平与其他几个地区差距较大。1953年，地区刚有第一所线年，地区第一所初中——阿里地区中学姗姗来迟。顿珠曾听亲友说起，地区中学刚成立时，由于学生基础参差不齐，主要采用小学教材进行教学。直到1985年，该校开办高中班，成为全日制完全中学，阿里的学生才有了上高中的机会。

　　由于工作关系，新华社《瞭望》周刊资深教育记者周大平，上世纪80年代曾多次参与报道内地西藏班办学盛事。在他看来，党和国家这一重大战略决策，“与当时西藏地广人稀、自然环境复杂、一直处在封闭半封闭状态、办教育十分艰难的大背景紧密关联”。

　　当时，根据中央的战略部署，西藏要从封闭式经济转变为开放式经济，从供给型经济转变为经营型经济，走上自主发展的道路。要做到这一步，“核心问题是加强智力开发，提高劳动者的文化技术素质和各级干部的管理上的水准，培养一大批德才兼备的各级各类专门人才”。

　　培养人才，必须靠教育。然而，各渠道透露的数据纷纷指向一个现实：和平解放之前，西藏的公办教育近乎零起点。西藏自治区成立以来，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西藏教育发展迅速。中央和内地省市大力帮助西藏发展教育，不但每年从内地调大量师范院校毕业生进藏支教，而且还在1979年教育经费450万元的基础上逐年大幅递增，1984年突破6000万元。但总的看来，西藏教育的整体水平仍然有待提升——上世纪80年代初，西藏自治区适龄儿童入学率仅为20%，大中专学校生源不足且专业设置不能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

　　尽管1981年底，西藏对教育体制和办学形式作出了较大规模的调整，试图改善不合理的教育内部层次结构，也确实使西藏教育的整体面貌获得了较大改观，但据周大平观察，受基础教育过于薄弱等因素影响，西藏的大中专生源仍显不足，培养一名大中专生的费用比内地同类学校高两到三倍。

　　对此，已故的藏学家多杰才旦有着更直观的认识。1983年至1985年任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兼区党委书记的他，在1990年亲笔撰写的《西藏的教育》一书中，记录了一件颇为尴尬的往事：1984年，西藏高招办给北京中医学院送来5名学生。由于连多位数加减和两位数乘法都不会计算，学生在学校滞留1个月后，强烈要求退学返藏，最终学校只能无奈批准。

　　内忧的同时，还有外患。据当时的新闻媒体报道，1980年以来，所谓的西藏“”在其所在地印度达兰萨拉建立了“儿童村”，还在中印边界线外办起了“福利学校”，引诱7—11岁的西藏少年儿童入学。

　　“内地西藏班完全是应时代需求而生的，是从西藏实际出发所采取的行之有效的重要措施。”对于举办内地西藏班的现实意义，原国家教委民族教育司司长莫保文曾在一篇与之相类似的文章中，作出这样的评价。

　　举办内地西藏班，能最大限度避免各种不利社会因素和地理环境的影响，加速西藏的人才教育培训。事情绝对是好事情。然而，当时也有不少人不理解，觉得在内地办学不如在西藏办学省钱。

　　办班初始，从账面上看，国家和各省市的确投入了大量的人、财、物。依规定，西藏班的学生享受国家的特殊政策，入学后的衣、食、住、行，包括看病等各项费用都由国家供给。西藏班、校的教师除藏语文和生活管理教师由西藏派出外，其他全由当地择优配备。教职工工资和教学经费等全部由分担办学的省市支付。当时，各省、市办班学校打报告要钱要物、建教学楼宿舍楼的声音，也是此起彼伏。

　　到了1988年，内地西藏班办到了第四届，莫保文在接受记者正常采访时终于大胆透露了这样一笔账：16个省市西藏班所在学校新建的教学、生活用房共98400平方米，每平方米造价246元。而在西藏，每平方米造价高达300至450元。“仅这一项，就比在西藏减少投资42%到62%。”

　　一方面，减少投入带来的是办学效益的逐步扩大。内地西藏班的举办不仅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边境学生外流的局面，而且极大的提升了西藏本地群众对教育的热情。纳金办事处民办小学是莫保文津津乐道的例子：1985年之前，学校的入学率连年下降。1985年，学校有部分毕业生被录取到内地西藏班后，周边群众送子女入学的积极性大幅度的提升，“学校入学率蹭蹭地往上升”。

　　1994年，新华社《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浦树柔到采访，偶然听西藏自治区政府一名工作人员说起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上一年年底的一天，这名工作人员到日喀则一座寺庙参观。庙里香烟缭绕，前来拜佛的人络绎不绝。朝拜的人群中，有一名十一二岁的小男孩非常显眼。经过一番好奇的探问，小男孩向他透露，自己是来求菩萨保佑考上内地西藏班的。小男孩的表现虽然荒唐，但内地西藏班仅仅办学10年，在西藏群众心目中的地位可见一斑。

　　如今的内地西藏班，不仅有一家几个孩子上同一所学校的场面，更出现了孩子与父母同为内地西藏班学生，甚至上同一所学校的景象。上过内地西藏班的人，更加放心地把他们的“藏二代”送到内地上学。

　　另一方面，减少投入背后依靠的是国家和地方政府更大格局的资源调配。在不少内地西藏班的老档案里，都静静地躺着这样一份资料——1985年10月5日国务院西藏经济工作咨询小组办公室向党中央、国务院及西藏自治区党委抄报的《经济建设情况简报》。简报的主要内容只有一个：9月13日天津市领导解决了西藏班存在的四大实际问题，即供应问题、费用问题、医疗问题和基建问题。内容细致到学生吃的大米，由市粮食局调剂供应，牛、羊肉则由市第二商业局保证供应。

　　30年，足以承载一个国家的沧桑巨变。然而，30年来，内地西藏班获得的重视却有增无减。除了中央财政安排2.22亿元一次性基建和图书仪器设施补助经费外，内地各有关省市和部门坚持不懈地对内地西藏班工作给予格外的重视与支持，在地方财政专门安排经费帮助学校改善办学条件，为学生创造了良好的学习、生活环境。除西藏提供部分学生生活经费外，各省市和部委都给予了补贴。能源、水利、农业、卫生、司法、公安等有关部委，也都为改善内地西藏班的办学条件做了大量工作。

　　上海市投入1.75亿元，新建上海行政管理学校西藏班，改扩建上海共康中学；江苏省投入1.4亿元，新建常州西族中学，改扩建南通西族中学；湖北省投入2.5亿元，新建武汉西藏中学；陕西省投入1.87亿元，新建西安浐灞一中……进入新世纪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以来，随国家教育投入的不断增大，各地对内地西藏班的支持更是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就体系调整而言，从稳定初中班招生，到开启高中、中专招生，到开启一类高中插班就读试点，再到高中扩招、扩大中职招生规模；就学制调整而言，从最初的初中4年（含预科）、高中3年或中专3年，到逐渐取消初中预科改在高中设置预科，再到2014年在最新加入内地西藏班的珠海四中重启初中预科实验，计划安排所有初中毕业生在当地参加中考、升入当地高一级学校就读……30年来，内地西藏班的教育一直在变中求发展，在变中求突破。

　　据教育部民族教育司有关数据，当前，全国22个省市共有17所初中、68所高中、48所中职学校举办内地西藏班，年招生计划分别为初中1500人、高中3000人、中职3000人，在校生达2.1万人。

　　当前，内地西藏班的发展主要呈现出两个新主题：“散插教学”与“高中、中职扩招”：2004年，53所内地重点高中招收360名西藏散插学生。为落实中央“继续办好内地西藏班，扩大高中招生规模”的要求，教育部从2010年起，在北京等18个省市扩大内地西藏高中班招生规模，年招生规模扩大到3000人，在校生规模达到1.2万人。同年，根据中央决定，教育部会同有关部门开始在12个省市38所学校举办内地西藏中职班，每年计划招生3000人。两大主题相辅相成，共同指向“加速西藏高层次人才教育培训”这一根本目标。

　　到内地西藏班上学的孩子，都是当地同龄人中的佼佼者。可到了内地，由于文化的差异，总有一些孩子闹过类似说“我们班有‘二’个老师”“某同学在运动场上跑得像狗一样快”的笑话；由于基础的差异，总有一些孩子因为没有办法跟上教学进度而掉队。这样一个时间段，老师是带领学生在学业上不断爬坡的人。

　　复旦大学附属中学是上海市数一数二的好学校，学生都是来自上海各区县的中考“精英”。上海和西藏的教学质量存在事实差距，对于考入学校散插班的西藏孩子来说，面临的挑战可想而知。刚接手西藏班的高一年级教学，带惯尖子生的英语老师刘文祥也曾不知所措，直呼“晕倒”。最终，他选择从最“笨”的办法做起，抓紧能利用的任何时间，一点一滴帮学生补基础。

　　就像学习没有捷径一样，教学也没有捷径。一个学期，两个学期，三个学期……直到高二上半学期，在刘文祥“牦牛版天天向上”练习的帮助下，西藏班不但有10名成绩较好的学生转入平行班插班，其他学生的英语平均成绩也从30多分提高到53分。“离及格就差几分啦，每进步一分，学生都要付出无数的艰辛。”学生肯用功，刘文祥就觉得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了解内地西藏班的人都知道，做西藏班的老师，远不只是教好某门课程那么简单。西安浐灞一中化学老师王铁良几年前教过一个学生，名叫小萨（化名）。小萨的家乡巴青县出产冬虫夏草，眼尖的孩子一天可以挖到一百多个，当时可以卖到两千多元。为此，家长三番五次让小萨放弃学业，夏天挖虫草，冬天买个东风大卡车跑运输，不需上学也能快速致富。了解到小萨家里的情况，课下，王铁良有机会就逮住小萨，讨论虫草和知识到底哪个更“值钱”的问题。讨论之后，小萨最终选择继续上学，因为知识的价值远大于虫草。

　　在内地西藏班同行之间，有一个说法叫作——“24365”。意思是做了西藏班老师，手机24小时开机，365天待命，周末基本没个人业余时间。别人节假日放假休息，一家人逛街、郊游，西藏班为了丰富学生的假日生活，一到放假就举行各种各样的活动。

　　“五一节，我陪学生过藏文化节。中秋节，我和老师们一起在学校陪学生团圆，给学生发慰问品。国庆节，别人举家到处游玩，我忙着带学生外出社会实践。每逢期末、开学的时候，都是我最忙的时候。每次接送学生，都是大半夜出发，天快亮回家。因为从北京开往的T27次列车和从返回北京的T28次列车，途经太原都是半夜。”这样的生活，对山西大学附属中学西藏部主任张煜来说，已经是“家常便饭”。

　　每年新生入学，总有一些想家的孩子夜晚坐在床头偷偷哭泣。这时，武汉西藏中学的生活老师石雪梅总会陪伴在孩子们的身边。同样有着高原红、能说流利藏语，不少年纪小的孩子从她的笑容里，仿佛看到了妈妈的面容，于是平静下来，安心入睡。总是夜深了，为孩子们掖好被子后，她才离去。而一到孩子生病，便是她最焦急的时刻。因为常带孩子看病，学校周边医院的医生、护士几乎都认识她，知道西藏孩子有这样一个好“阿妈”。

　　30年，足以物是人非。然而，只要踏进内地西藏班，有一种感情却从来不曾改变。30年前，学生离开父母，投向的是老师温暖的怀抱。30年来，一批批新学生接踵而至，仍然有一群群对事业执着奉献的老师在无私守候。

　　学生对内地西藏班的记忆，首先是对老师的记忆。分别在重庆、成都两地读完初中、高中的丹赳，最难忘的西藏班故事是大年夜，班主任老师陪离家千里的学生吃团圆饭，为大家煮火锅。“这让我确信了每一个四川人都能用最简单的食材，瞬间把麻、辣、香完美呈现。舌尖上的记忆，总是我们最难从脑海中抹去的味道，尤其是那种味道赋予了爱的温暖。”

　　而西藏班老师，也总感觉自己和孩子们的感情“不一样”。老师，首先是人，是人，就有喜怒哀乐。西藏班的老师不是用尽心思挑选的完人，来了就奉献，就365天24小时不歇。是什么让他们坚守岗位？是什么让他们在这份事业中如此乐此不疲？是一份教育者的责任感？是学生最淳朴的笑脸、最真挚的情感与爱戴？是，但只怕又不仅于此。

　　2007年夏天，为筹备北京西藏中学20周年校庆，当时还没退休的电教老师王晶带着一支拍摄队伍到西藏寻访毕业生。来到那曲，和妻子——学校校医郑亚南多年前在学校认的干女儿米玛仓决见上了面。刚聊两句，米玛没打招呼，很突兀地走了。没过多久，气温骤降，只穿一条单裤的王晶冻了个透心凉。这时，米玛又忽然出现了，还带着一条崭新的绒裤。原来，她是看王晶穿得太少，急着给老师添衣服去了。

　　2007年夏，北京西藏中学电教教师王晶在中国移动那曲分公司采访拍摄毕业生米玛仓决。（王晶供图）

　　在不少内地西藏班老师心里藏着这么一句话：“西藏班老师对学生的态度，就是学生眼里这个社会对西藏的态度最直观的映射。”直白说，就是老师怎么对学生，学生就怎么理解这样一个世界、这一个国家。在王晶看来，不站在中华民族的高度，就不能理解内地西藏班师生的情谊：“如果用‘不是亲人胜似亲人’来形容都太肤浅，我们之间有一种非血缘的血脉关系。”

　　许多人爱说：不少孩子通过上内地西藏班，上了大学，回到西藏，进了体制，有了好工作，改变了命运。正因为如此，内地西藏班在西藏的影响力才如此惊人。

　　然而，站在更宏大的视角，人们会发现，内地西藏班只是一直默默而坚定地行使着自己的历史使命——为西藏培养人才。

　　在帮助西藏多出人才、出好人才这一问题上，30年来，国家的决心从未动摇。据教育部民族教育司有关数据，截至目前，内地西藏班已累计为西藏培养输送了中专和大学本科以上毕业生3万余名。

　　西藏第一个外科医学博士，留学芬兰的西藏大学第一个环境学女博士，在瑞典皇家理工学院发表主题演讲的藏英同声传译……这一个个令西藏扬眉吐气的孩子，都出自内地西藏班。而他们的人生坐标，始终牢牢定位在西藏。

　　林芝墨脱县帮辛乡，西藏最后一个通公路的乡。乡公路两边，一边是万丈峭壁，一边是100多米深的悬崖和湍急的雅鲁藏布江。先后毕业于岳阳一中、河北师范大学附属民族学院内地西藏班的门巴族女子格桑德吉，就在帮辛乡完全小学当校长。

　　多年来，为了劝辍学的孩子返校，格桑德吉在那条经常发生泥石流、山体滑坡的悬崖窄路上频繁往返。为了能够更好的保证学生的安全，她过急流、溜铁索，把几十名学生挨个送回家。别村缺老师时，怀着八个月身孕的她还曾深夜提着糌粑和学习用品独自穿过小路。十多年来，她先后培养了200多名小学毕业生，并把他们送出大山。

　　“不想让乡亲的梦，跌落于山崖。门巴的女儿执意要回到家乡，坚守在雪山、河流之间。她用一颗心，脉动一群人的心，用一点光，点亮山间更多的灯火。”这是获评“2013年感动中国人物”时，组委会给予格桑德吉的颁奖词。

　　扎根西藏，内地西藏班的孩子不只坚守，更谋求改变。同毕业于北京西藏中学的他们，就选择了不同的改变道路：

　　罗布次仁，西藏自治区文化厅产业处工作人员。3年前，受单位派遣，他来到日喀则市定结县陈塘镇驻村工作，并在当地为没有一点课外读物的小学生们发起了“西藏孩子的小书架”公益项目。3年来，共完成43批次捐赠活动。陈塘镇和尼泊尔接壤，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个陆路孤岛”，是我国境内夏尔巴人最集中的村镇。

　　仁增西绕，奶酪厂厂主。大学毕业后，他放弃了寻求稳定工作的机会，选择自主创业。几年来，承包奶酪厂、开拓奶源、扩大生产成了他生活的全部。他的梦想是把西藏的奶酪发扬光大，推向世界。到现在，西藏几乎所有西餐厅的奶酪都由他的奶酪厂供应。

　　仁增西绕将改变的源泉归于在内地读书、生活的经历。在他学习、生活过的上海、北京，改革开放迸发出蓬勃活力，大大激发了他的好奇心、进取心。“世界变大了，想象空间也变大了，会让人总有一种想要改变什么的冲动。”

　　如今的西藏，早已不再是那个如“斯芬克斯之谜”一般的神秘所在，而是自1994年以来全国唯一连续21年经济保持两位数增长的省份。至日喀则铁路正式通车，西藏第一座大型水电站藏木电站投产发电，川藏铁路西藏境内的至林芝铁路正式开工建设……许许多多的变化正预示着西藏更加光明的前景。

　　如果说壮美的山川、灿烂的文化是自然给予西藏最美丽的馈赠，那么，内地西藏班就是祖国母亲给予西藏最珍贵的馈赠之一。

　　正如西藏自治区教育厅厅长马升昌所说：“内地西藏班是中国民族教育史上的一个创举，也是新时期中国民族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要成果。”